我第一次听到戴世光教授的名字是在1979年。当时，我在天津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读大学本科，记得当时教我们“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的杨曾武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30年代留学美国的统计学教授戴世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即《积极发展科学的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提出统计学只有一门，即数理统计学。戴先生认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受前苏联极左思想影响的结果，它只是政府统计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杨先生是很尊敬戴先生的，让我们读一读戴先生的文章，思考这一问题。对于戴先生的观点，杨先生认为数理统计方法十分重要，但社会经济统计学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也是一门独立的统计学。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分歧点主要在于：社会经济现象是否存在随机性问题。如果社会经济现象也如自然现象一样普遍存在着随机性，那么数理统计学就可以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去，社会经济统计学就应该是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如果社会经济现象不存在广泛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而是以必然性为主，那么社会经济统计学就有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对一个刚接触统计学的大学生来说，两位先生学术观点的分歧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杨先生40年代毕业于燕京大学，解放前就在南开大学任教，是当时我们最崇拜的老师。当时虽然还没见到戴先生，但从杨先生对戴先生充满尊敬的介绍中，我已能感到戴先生在统计学术界中的崇高地位。这之后，凡是有关一门两门统计学、统计学性质和对象、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对立统一矛盾或范畴的文章我都找来阅读。当时，最吸引我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现象是否广泛存在着随机性或偶然性？
到了大学三年级，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即社会经济现象如自然现象一样，也存在着广泛的随机性或偶然性，差异性是随机性或偶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统计学是通过外在的偶然性或差异性探索内在数量规律性的一系列方法，它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都是同样适用的。在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后，先是将它送给杨先生看，请他批评指正。同时，在犹豫了许久之后以一种尝试的甚至战战兢兢的心情，将这篇极不像样的东西寄给了戴先生。令我惊喜的是，仅过了几天就收到了戴先生的回信。他对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给予了许多鼓励，并对文章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我修改后再寄给他看。我按戴先生的意见修改后寄去，大约两周后又收到他的信，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就这样，修改了三稿后，1980年的暑假要到了，戴先生约我暑假到他家中面谈。轻轻地敲开戴先生的家门，见到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高高的身材（我后来才知道戴先生30年代曾是清华篮球队的队员），和蔼的笑容，使我的紧张情绪放松了很多。戴先生详细询问了我的生活经历和学习情况后，就转向了我的文章。他要求我认真学习辩证法，特别是学好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和必然性与偶然性、量变与质变等范畴，并留下了文章的第四稿。大约一星期后的一天清晨6点多钟，我还在睡觉。突然被我母亲叫醒，说戴先生来了。我当时既惊喜，又紧张，怎么也不会想到戴先生会来找我。要知道我家当时住在后海，离西郊不算近，骑自行车也要一个小时左右。况且当时我家六七口人挤在两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中，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没想到戴先生在床上坐定后，就谈起了我文章的进步和不足，并说，一篇好的文章要反复修改，严谨求实，精益求精。还说，虽然他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但愿意和我做忘年交的朋友，一同努力纠正当时国内对统计学认识的偏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统计学的研究，建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的统计学派。戴先生的谆谆教导和对我的期望极大地坚定了我献身于统计事业的决心，也引导着我一步一步地前进。
1984年底，我们几个被录取为他的博士生后，他就对我们重复对博士生基础课的严格要求，说：“我虽然在美国学习过数理统计和经济学，但带博士生还不够格。为了你们打好这些基础，我想了一个办法弥补我自己的不足，就是带你们去拜师。”当时他已经76岁高龄，还骑自行车带我们去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拜王寿仁教授为师，跟他学习数理统计。带我们拜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为师，跟他学习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还为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请来了贺菊煌研究员，教我们计量经济学。
1985年初我们入学后，戴先生就为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他还要求我们培养实际调查和分析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其中在北京市房山县城关镇马各庄的调查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对于社会经济统计，戴先生虽然不承认它是一门独立于统计学之外的学科，但对政府统计分析和社会经济统计调查，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在博士生学习阶段，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实地做一次统计调查和研究分析工作。戴先生亲自帮我们设计调查方案，又先后几次坐长途公共汽车来到镇里和村里指导我们进行调查研究，连如何入户访问、怎样抽样、怎样提问等细节戴先生都为我们想到了，他不厌其烦手把手地传授，使我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并在他的指导下几易其稿完成了一篇质量较高的调查报告。
直爽、豁达、乐观是戴先生的性格，也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人生的旅途都会遇到各种逆境和挫折，戴先生从来都是泰然处之，不为个人所求、富贵荣誉所累。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对戴先生都有所冲击，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他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受到批判。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并未影响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和对统计教学与科研的执著热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一次是1983年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前前后后。由于戴先生在1978年提出统计学只有一门的问题，又由于前苏联“统计理论”对中国长达30年的影响，且在当时的统计学界两门统计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统计学界，戴先生的观点只是少数派。当然，不论是一门还是两门统计学都是学术问题，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错误地将戴先生的学术观点当成精神污染在中国统计学会昆明会议上加以批判。戴先生对此气愤之极，并当场拂袖而走，离开昆明经武汉回到北京。回京后，戴先生大病一场，住进了北医三院。当时我听说戴先生病得很厉害，但就是查不出到底是什么病。在前去医院探望时，原以为戴先生的情绪会很不好。怕影响他休息，就准备只呆一会儿就走。没想到戴先生只字未提他受到委屈的事，而是精神焕发地和我们谈如何学好统计学。当我们问到他的病情，他笑笑说：“没事，可能是前段太累了，人也到岁数了，休息休息就好了。”而我们知道，他连续高烧而又查不出的病因正是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又不愿屈从而致。在住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院后，戴先生似乎完全忘记了个人所受到的不公，以后从未提起是谁对他进行批判，以他直率大度的精神渡过了这一挫折。
戴先生是极其爱国的，并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解放前，戴先生已是清华大学年轻有为的知名教授，并受到校长梅贻琦的器重。先是国民党要他出来做大官，他拒绝了；在北京解放前，他毅然决然地留在内地，决心为新中国的统计事业尽其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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